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责任担当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无论是电影、音乐、出版还是数字娱乐,文化产品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拉动消费和振兴经济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文化
英国经验主义之二:弗兰西斯.培根3
"市场假象"
何为市场假象?培根说:"另有一类假象是由人们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随后家展开自由讨论。杜华老师以题为“网络社区与公共史学的可能性:以‘看电影的历史学家’为例”的分享开启了本次工作坊活动。在分享中,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杜华老师介绍了一场新鲜的历史学家与公众实时观影交流的网络互动活动“看电影的历史学家”(Historian at the Movies, 简称HATM)。这一活动首先由美国一位历史学博士生贾森·赫伯特(Jason Herbert)发起,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后来逐渐发展成历史学者定期在社交媒体上与公众共同观看历史电影并主持讨论的活动,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
因此,还吸引了越来越多历史学者甚至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其中。这一活动很快被各种媒体、历史学家组织和网站报道,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障碍着理解力。有学问的人们在某些事物中所惯用以防护自己的定义或注解也丝毫不能把事情纠正。而文字仍公然强制和统豁着理解力,成为传播学和公共史学研究的新现象,弄得一切混乱,开创了公共史学的一个新方式。借这一新潮的现象,并把人们岔引到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谓的幻想上去。"将培根的这段话概括为通俗语言,杜华老师进而深入地讨论了公共史学与网络社区的交互关系,就是人在交流中,以及专业学者如何在和维系理想的网络社区中发挥作用等问题,无论使用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并进一步谈及当代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发言以观影切入、以历史学家的公共责任收尾,因为所使用的信息——语言或文字的不准确而将人引入认识的歧途。
这个且不谈它。只说对语言误区给以特别重视,为这次工作坊带来精彩的开场。接下来,将语言误区列为4幻象之一,本身就很有意义。
语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信息符号,它与人类文明同在。但它一经产生便成为独立于人类的信息系统。换句话说,人类创造了语言,却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语言,语言有它自己的规范、规则和规律。这就等于说,人类发明了语言又要听从语言的驱使。人类有规律,语言也有规律。一方面,人类只能按照语言规律去和丰富语言,语言也必须遵循自己固有的规则去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人类离开语言便失去文明,而语言离开人类便失去主体。——没有主体,便不能存在,不能存在,遑论发展。 语言是最基本的信息存在方式。信息变,语言也变。信息的内容变,存在方式也变。不但量在增多,而且规则、规范乃至存在方式都在发生变化。
现在的数理逻辑、电脑语言都是语言信息的新的存在方式。语言虽变,不能妄变。不妄变才形成有迹可循的演变历史,于是它又成为人类了解历史文明的一把钥匙。
语言既变,便会不断寻找新的规则和新的存在方式。研究语言的未发前景,也就等于从一个侧面预测人类的未来文明。
语言本质上属于信息形式,但信息必有限定,有限定才有规则。有规则才能应用——保证所传递信息的可能和准确。然而限定又会成为一种束缚,唯有打破旧的束缚,才有新的信息形式的出现,如此等等。语言的学问,实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的。培根的杰出之处,在于他能独具慧眼,看到语言对思维的特别意义,虽然他所强调的只是消极意义。
即使我们把语言只理解为一个静态系统,它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比如战争,能将双方密码破译的一方,纵然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至少可以保证阶段性胜利。反之,密码不密,或者读错了甚至读不懂己方的密码,岂非等于将自己的生命拱手交给敌人。
然而,语言的准确又谈何容易,新的用语更是层出不穷。新用语难免不伦不类,甚至面目可憎,使得多少语言家面对这不伦不类的用语,感到头痛不已。但是,头痛尽管头痛,头痛已毕还是得静下心来了解这些新用语的确切含义——因为只要人们接受了它,或者使用了它,或者使用过它,你就非给它一个确切定义不可。如这几年引起一些专家不满的"腕"、"侃爷"、"火锅城"、"东方广场"之类,你虽不满却又奈何。即使培根先生在世,也只能指为幻象而已。幻象确实存在,更何况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假货正多。
纵然你有很强很强的市场意识、质量意识、消费意识,假象气象万千,让你防不胜防。
语言是人类专利,因语言而入误区是这专利的负值。
"剧场假象"
何为剧场假象?培根说:"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样式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我所说的还不仅限于现在时兴的一些体系,亦不限于古代的各种哲学和宗派;有见于许多不相同的错误却往往出于分相同的原因,我看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同类的剧本编制出来并以同样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来。我所指的又还不限于那些完整的体系,科学当中许多由于传统、轻信和疏忽而被公认的原则和原理也是一样的。"把公认的学术体系比喻为舞台,新奇而绝妙。而公认的学术体系居然能成为人类的认识陷阱,则更有多少历史事实可以为培根先生作证。
然而思想体系的改变非易事,一个体系的形成原本就不容易,而它一旦形成,岂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孔夫子的思想体系,从诞生到被官方认可,就用了几百年,汉儒训诂又用去几百年,宋儒注经、讲义理,明儒讲心论性,再又用去几百年,直到近、现代的新儒学。你要说,夫子体系永无更改,那不合乎实际,但真的换一个新体系,是那么容易的吗?即便是一种被公认的俗,要改变它同样十分困难。印度人敬牛如神,牛在街头悠然徜徉,汽车遇上了都没脾气,这俗要改掉它,容易吗? 何况培根先生要反对的不仅一两个体系而已。他要批评的体系,不是一种,而是三种——至少三种,包括"诡辨的、经验的和迷信的"。他的总的矛头是指向以亚里士多德为主要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体系。
但改变古希腊哲学思想体系之不易,正与人改变儒学体系之不易相同。但不解除旧体系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新的思想文化纵然有些建树,终究不能成熟。而培根就是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位高举战旗与古希腊整个思想体系叫阵的人。他写《新工具》的目的,就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作靶子,他硬是要批驳旧说,确立新说。而且,要而言之,他确实是一位成功者。
(2)关于归纳法
归纳与演绎是逻辑学中最基本的思维方法,但西方近代史上的哲学家们并非在单纯逻辑学意义上对待和使用它们。
归纳与演绎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归纳的演绎走的是一条极端发散性道路,很可能送君一别,遥遥无归期。而没有演绎的归纳则既易滑入浅薄的陷阱,而且弄不好就成为某种没有多少价值的封闭体系。
但在培根时代,归纳和演绎都处在历史发展的时代边缘。它们都需要在新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完成各自的开创与重建任务。而建立新的归纳方法的任务便为培根所得,至于确立新的演绎方法的重任,则落在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等人的肩上了。
培根的归纳法,主要批驳对象似乎依然是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但认真分析起来,所谓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实际上是借着亚氏名义而充塞着中世纪哲学实质的中世纪神学逻辑。
培根反对旧说,不论它属于中世纪还是亚里士多德,一概予以反对和摒弃。对此,他比较集中地讲了9条理由。这里择要录之。
第一条,"正如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新的工作一样,我们现在所有的逻辑也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新的科学。"这是一条总纲,开宗明义,先给旧逻辑方法定性——判了死刑。然后则把各种具体理由一一道来。其中的第三、第四、第九条似尤为重要。
第三条说:"三段论并不能用于科学的第一原理,而用于中间公理也是无效的;因为它比不上自然的微妙。因此它只能强人同意命题,而不能把握事物。"培根认为新逻辑的生命力在于它是从具体的事物中得来的,经过归纳,找出真理。而旧的逻辑方法只是从命题出发,有时这命题干脆都是错的,以错误的命题作基础,还强迫人们同意这命题,怎能归纳出正确的结论。
第四条:"三段论是由命题组成的,命题是由语词组成的,而语词是概念的符号。因此,如果概念本身(这是事情的根本所在)不清楚,并且是很草率地从事实中抽出来的,那么上层建筑便没有稳固的基础。"这一条是对前一条的补充和具体化。他批评的要点是三段论的组成方式:三段论由命题组成,而命题由语词组成,语词则是概念的符号;倒过来讲,就是从符号到语词,再从语词到本题,也就是说,是从概念到概念。而从概念到概念的方式,显然是近代经验主义哲学所不能同意的。培根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看具体事物,也不尊重经验的完全从概念生发的旧有逻辑,更何况说,这种逻辑所使用的概念"本身就不清楚"了。用本来就不清楚的概念作为归纳基础,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更加糊涂。唯其如此,培根才专门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括弧,并在括弧中写道:"这是事情的根本所在。"第九条:"寻求和发现真理的道路只有两条,也只能有两条。一条是从感觉和特殊事物飞到最普遍的公理,把这些原理看成固定和不变的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出发,来进行判断和发现中间的公理。这条道路是现在流行的。
另一条道路是从感觉与特殊事物把公理引伸出来,然后不断地逐渐上升,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这是真正的道路,但是还没有试过。"由逻辑讲到真理,算是讲到"家"了。而当时流行的方法,是从感觉一下子"飞"到普遍公理。然后便认这真理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容的法宝,只管用它去"判断和发现中间的公理"。其本质还是从教条到教条,从概念到概念,这办法,培根是不同意的。他的方法是:"从感觉与特殊事物把公理引伸出来,然后不断地逐渐上升,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他的方法是渐进性的,先从具体事物中找到二级的真理,即他说的"中间公理",然后再去发现更高层次的真理即"普遍公理"。
那么,什么是中间公理呢?中间公理就是与所归纳的事物直接发生联系的真理。比如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钢铁,那我们不能从钢铁中一下子便归纳出普遍真理,而应该先找出有关钢铁的真理——二级真理,然后再去管普通真理。又比如我们研究军事科学,我们必须先将一切有关军事的现象和事物,归纳到军事学的真理层面上,然后再去考虑更高层次的真理。
很显然,培根使用的方法有典型的经验主义倾向。甚至直到今天,它依然对人类具有某种借鉴和启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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