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润人心当代语文•方观生：孔子和孔子形象山东曲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热心的社区居民连说带比划，名丘，耐心地向云晖他们传授包粽子的技巧，字仲尼，展示卷粽叶、装米、捆线等环节。看着两片粽叶在社区居民手中翻转几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等的记载，就成了一个有棱有角的粽子，孔子早年当过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小吏；三十岁左右，云晖也跃跃欲试，开始办私学；五十岁时，但真轮到他动手的时候，担任了鲁国的中都宰，却犯了难。“这几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次年，可操作起来却很难，升任鲁国的小司空；后又升任鲁国的司寇，我包出来的粽子经常是扁的，但不久之后，还容易散开。”虽然包出来的粽子形态各异，因政动荡、齐人离间，孔子率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活。晚年，孔子返鲁，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而，作为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孔子对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均有着深重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仅指孔子本身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更多的还在于孔子后学对于孔子思想的发挥所产生的影响，这就关涉孔子形象问题。正如张宏生在其《四种先秦子书中的孔子形象》一文中指出：“孔学的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历史上的真实的孔子，一是研究孔学演变中的孔子。”其中“研究孔学演变中的孔子”涉及的即是孔子的形象问题。

但是，孔子形象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孔子及其思想何以引发儒家内和外的多方讨论？首先就在于孔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承前启后之巨贡献，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孔子为历史上第圣人。在孔子以前，历史文化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成。在孔子以后，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历史进程之指示，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其次，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古代社会有极的影响力，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鳴”潮流中即有“非儒即墨”之说，可见当时儒家思想影响之。再者，孔子思想中蕴含着孔子形象嬗变的可能性——孔子思想体系本身具有模糊性。如“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具体何为“仁”，孔子有着多种表达——“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并未给予“仁”以系统全面的规定，这就给予他人无限的讨论空间。其他诸如“礼”“中庸”等概念莫不如此。与此同时，作为孔子思想主要研究资料的《论语》为语录体，内容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此外，无论是儒家后学还是其他学派的学者，他们在继承、发展或者批判孔子思想时都有自己的取舍，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孔子形象。

孔子形象的嬗变从很早就开始了，战国时期，韩非子就指出：“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白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所谓“儒分为八”，韩非子以为，孔子之后，儒学分为“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八个分支。有学者认为，韩非子的八派划分是有着明确的学术依据的——“一是八派虽自称是‘真孔学’，却与孔子之学存在明显的距离；二是不同派别之间‘取舍相反不同’，彼此思想体系存在严重对立；三是为常人所不能，有非常之举，在当时影响巨”。“儒分为八”之真伪虽然在学术史上仍存在争议，但这已经从侧面说明了孔子形象的嬗变已拉开了帷幕。随后，孔子形象的嬗变愈演愈烈。由此，有了《孟子》中作为“人伦之至”的“圣人”之孔子；有了《庄子》中化身为道家的代言人之孔子；有了《韩非子》中作为法家思想代言人之孔子；有了《吕氏春秋》中作为儒家贤者圣人之孔子；有了《春秋繁露》中接受天启的“素王”之孔子……概言之，可如顾颉刚先生在其1927年发表的一篇演讲——《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所说的：“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例如战国时的孟子和荀子所说的，宋代的朱熹和陆九渊所说的）。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孔子形象的嬗变实质上就是历史上孔子思想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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