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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之成书，各诸侯国的君主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是为了制定一套治理、平定天下的策略。
此书综谈“道德”、“无为”、“忠义”、“公方”之论，貌似为不义战争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其内容同于司马谈所论“采儒墨之善，但是事实上是诸侯之间相互讨伐，撮名法之要”之“道家”；而班固则将《吕氏春秋》列为“兼儒墨，为了扩自己的统治范围，合名法”之“杂家”。
关于《吕氏春秋》的家派归属问题，频繁发动战争，历来争议不断，正所谓春秋无义战。春秋战国时期，这正说明了其书确实“兼采各家”，百姓流离失所，孰轻孰重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吕氏春秋》中的“孔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当时的社会长期处于战争的的环境中，虽处在儒家思想的基调下，百姓流离失所，但同时融合了他家之色彩，社会动荡不安，与《论语》中的孔子并不完全一致。
那么，这样一“兼儒墨，合名法”的传世名著，对于“孔子”的诠释，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吕氏春秋》并尊孔子、墨子，但仍有高下之别
在《吕氏春秋》中，孔、墨并称，儒与墨仿佛已合为一家。
《吕氏春秋》中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孔子与墨子时常并称出现。
孔、墨两人，没有高官爵位、赏赐俸禄，但天下人皆称举孔、墨为贤士。二人的学说因而流传，其后学显荣于天下。在《吕氏春秋》看来，这都是因为当年孔、墨“所染得当”。
《吕氏春秋》
在《墨子》书中也有《所染》篇，其亦言“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但并未将孔、墨并列。比较之下，可以发现《吕氏春秋》的确有“儒墨合一”的特色。
在《吕氏春秋》中，孔子、墨子并称的例子不胜枚举。
《尊师》篇说凶恶之人求学于孔、墨，才得免于刑罚，成为知名之士；《顺说》篇言孔子与墨子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可是天下人皆爱戴、服从；《谕》篇论孔丘、墨翟想要在世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虽不能成功，却足以成就显赫的名声；《博志》篇说孔丘、墨翟白天背诵经典，研学业，夜里就亲眼见到了文王和周公，当面向他们请教……
这些孔、墨并列的例子，说明了《吕氏春秋》并非独尊孔子，更多篇章是“孔、墨并尊”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安死》篇提倡节葬，反对厚葬。这显然是墨家思想。
然而，文末却以孔子之事为例，说主丧的季桓子用宝玉殓死者，不符合节葬的原则。孔子吊丧之行为，虽不合礼仪，但其目的是为了拯救厚葬的过失。
孔子向来重礼，却为了救“厚葬”之过，不惜做出不合礼节的行为，以表达心中的不满。可见此处的孔子，其反对厚葬的用心良苦，隐含有“节葬”才合于“礼”的思想。
墨家主张“节葬”。在《墨子》书中，墨家屡次攻击儒家的厚葬主张。墨家认为，若厚葬，则“必贫，必寡，刑政”。
事实上，孔子并无“节葬”的主张。在《吕氏春秋》的刻意“撮合”之下，孔子似乎也成为赞同“节葬”之人。
由此可知，在《吕氏春秋》中，儒家与墨家确实有合流的现象，两家的思想也因而混同不分。
孔子剧照
在《庄子》内篇中，《齐物论》就已提及“儒墨之是非”，可见儒墨两家显学在当时已相争不下，各自“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庄子》外杂篇更显示儒墨相争已至水火不容之地步。
然而，“冲突”与“交融”，常同时并行；儒墨虽有争论，但其实两家理论相合之处更多。
在孔子与墨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情况，更加速了学派之间的交流互通。
在《吕氏春秋》中，儒墨只有结合，几乎不见冲突。《吕氏春秋》力推崇孔子与墨子的好学精神、志向远、遵义而行，儒墨在“尊师”、“重学”、“爱人”、“行义”这些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另外，儒墨之结合，其实仍隐含着高下之别。《吕氏春秋》以“孔子”来说明墨家“节葬”的理论，却没有以“墨子”来说明儒家的理论；而且在儒墨并论时，几乎都是先“儒”而后“墨”的。
这些，都说明了《吕氏春秋》将孔、墨并列，但孔子的地位仍略高于墨子，这似乎也预示着墨家思想将被儒家所消化吸收。
墨子雕像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与道家，既有冲突，又有融合
在《吕氏春秋》中，儒家和墨家之间没有冲突；相对来说，儒家与道家的关系，就显得复杂许多——两家既有冲突，也有融合。
《吕氏春秋》以一则寓言来阐述何谓“公”——荆人丢失了一把弓，却不打算找回。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
这位楚人自认为“不肯索”是“无私心”的表现，然而其对象，只限于本国人、本地人。
孔子则认为，“无私”这种品德应扩及全民，只要对象是“人”，皆应待之以公正无私之心，故回应：“去其荆。”
老子又进一步认为，公平之理何必只限于“人”？若只限于“人”，仍是自恃自傲、自以为与万物有别，这正是人的傲慢与偏见。因此，老子认为“去其人”，才是至境。
在道家看来，人之“得”弓与“失”弓，此感受源自于贪求外物的“私心”，人总想“据为己有”才能满足。而转化私心为“至公”，保持安然的心态，才能免除“患得患失”的情绪纷扰。
老子深谙“万物皆为一体”之理，而孔子却仍以“人”为。《贵公》篇借孔、老之比较，阐述了“天地至公、万物平等”的道理。
老子画像
在《孔子家语》中，也有类似的故事。不过，在此，故事止于孔子的感叹，后面并没有老子的评论。可知，《孔子家语》所要表达的是——孔子的境界高于楚人。这段文字，显然是基于儒家立场所阐发的。
《吕氏春秋》与《孔子家语》，两者相较，可以明显看出：《吕氏春秋》中，有一股“老子高于孔子”的道家味道存在。
可见，孔、老高下的问题仍在，代表儒、道仍相争。
然而，对立之外，儒、道“融合”的情况也存在，这一点与《庄子?外杂篇》的情况类似。
《离俗》篇中既肯定了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等人节操清高，品行坚贞，轻视富贵，外物莫能害之；又肯定了圣王舜、汤能包容万物，爱利万民。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有将舜、汤“道家化”的倾向。《吕氏春秋》虽转化了儒家圣王的形象，但体来说，仍同时肯定了道家之隐者与儒家之圣功，与《庄子》只认同隐士的思想差异颇。
由此可窥见《吕氏春秋》中儒家与道家“融合”的情况。
孔子雕像
结语
在《吕氏春秋》中，孔、墨并尊的现象随处可见，儒、墨思想有合流的趋势，且墨家将并于儒家的趋向，也已隐然成形。
而儒道之间，则是有冲突，也有融合。在这样的氛围下，“孔子”的形象，势必有所转化。
“孔子”基本上保持了儒家形象，然而在理论的阐发上，有向道家发展的倾向。这正是《吕氏春秋》诠释“孔子”的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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