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德的世界再见保尔：30年的《南方周末》时代续写故

作者：刘洋硕，詹姆斯·邦德“就成为了我生命中永恒的爱之一”。据悉，来源：搜狐网，舍伍德已经与哈珀·柯林斯公司达成协议，2014

《南方周末》十时的编辑合影

广州的夜空里，撰写三以詹姆斯·邦德的世界为背景的当代惊悚小说。“十几岁的时候，“南方周末”的巨霓虹像一座雕塑，我的英语老师要求我们写一个自己欣赏的作家，在湿润的空气里微微闪烁。曾经，我选择了伊恩·弗莱明。从那时起，在一代人心中，我就梦想着书写詹姆斯·邦德，这四个字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脊梁和良心。

80岁的左方先生已经很久没回过广州道中289号院了。在这个被视为新闻的圣殿里，”舍伍德说。她的首小说《Testament》获得了2016年巴斯小说奖（Bath novel award），老老少少都称他老左。和传承几代人的自由氛围一样，并入围了2019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青年作家（the Sunday Times young writer of the year in 2019）。“梦想成真是很难得的，从他创办《南方周末》的那天起，我很感谢弗莱明家族提供这个不可思议的机会。能够成为扩展邦德宇宙的小说家，这传统延续了30年。

老左——这两个字本身就仿佛是一时代的痕迹。朝鲜战争他当过兵，为旧爱带来新的生命，“文化”他造过反，但谁又会想到，知天命之年，他又会在这个的巨浪中摇旗呐喊，创办了一份后来被视为自由派的报纸。

“我把启蒙视作办报的灵魂。”广州的某一天，他在咖啡馆里坐下，用了6个小时为我们讲述一张报纸的历史，讲述一段他心中那个“保尔·柯察金”如何消失的故事。耄耋之年，左方依旧睿智。不久前，他还刚刚在香港出版了自己的口述历史。书名叫作《钢铁是怎么炼不成的》——是他人生的反思，也是对旧时代的隐喻。

相比这份报纸后来的辉煌，很少有人再提起左方时代的《南方周末》。但在最关键的30年里，这份报纸的前半程却承载着更多意义。从左方开始，很多人都曾影响过这份报纸的性格形成。他们的故事，关于一张报纸，关于一场，关于一个，也关于一个时代。

01、生于1984

1984年，他们要去创造一个时代。

1984年的广州，城市还显得有些无趣。一个叫张向春的年轻夹报工人坐在《南方日报》社资料室里。如果不出意外，他的整个白天都将与那些旧报纸为伴——那些千篇一律的“真理报”，将是他千篇一律的日子。

有时候，他也会偷偷将自己的画压在资料室的玻璃台板下，那是他对抗千篇一律的方式。谁会想到，多年以后，这个年轻人的版式设计和插画，将一度成为《南方周末》在市场上杀四方的利器。

在结束后，资料室就成了报社的“冷宫”。屋子里的老员工，都是在“”犯错误的“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他们中最著名的造反派正是“左方”。如今，他已经在这里呆了六年时间。

动乱后挂在报社院的两行标语，似乎可以对左方的前半生做个总结——“左方是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

是的，他，左方，是造反派“新闻兵”的头头——一个可以呼风唤雨般调动十万人上街的“青年”。当然，后来，他同样被用“”的方式扣上“帽子”，赶下台。

这个造反派，这个报社，这个……一切内心的坚固，都将在1984年烟消云散。那一天，左方50岁了。这个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突然告诉张向春：“走，我们去办一张报纸！”

年轻人未曾想到：1984年，他们要去创造一个时代。

在英国人乔治·奥威尔的笔下，1984是个充满专制隐喻的年份。不过当这一年真的到来，1984并未走向《1984》，世界也并未如奥威尔描写那般令人恐惧。

1984年，，的气息在元旦后不久就散发出来——坐镇北京的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他沉默不语，直到回到广州，才写下这样一段后来影响整个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整个1980年代，敢为天下之先的广东，都是的标尺。邓丽君、喇叭裤、寻呼机……甚至内地第一个赴港旅行团都是从广州起行。1984年，一位香港老太太兴奋地拉着游客的手说：应该长命百岁。

在离开资料室的这一天之前，左方悄悄去了火车站，那时候，的已经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他看到潮水一般的民工涌入广东——“一场经济的正在产生……不管怎样，他们不会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

那时候，报纸上还没人敢记录日子的改变，也没有人敢谈那些“真理”之外的东西。最终，是《南方日报》老社长丁希凌力排众议，要办一张与报不同的报纸。

老社长丁希凌将《南方周末》视为“《南方日报》发展的试验田”。总编辑不愿派人办报，他就去找“被打入冷宫”的左方——一个在政治上已经“靠边站”的人。

几十年后，你会发现，这样的历史桥段似乎只可能在《南方日报》这样的院里出现。与其他报不同的是，《南方周末》的前身是香港《华商报》，即使经历，仍保留着文人办报的传统。

在1984年，的新闻方兴未艾。很少有人记得，《妇女》杂志在那一年，首次刊登了两则征婚启事。这个举动微乎其微，在当时却是一个坚定的信号——甚至，它和《南方周末》的创办一样，还意味着的媒体将独自面对读者，面向市场。

1984年，《南方周末》创刊号

市场的力量充斥着整个1984年。、柳传志、王石、李经纬、牟其中开始了创业……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财经作家吴将之称为的“公司元年”。

在前沿的广东，1984同样是《南方周末》的创业元年，也是广东的媒体市场化元年。左方和几个编辑挤进一进办公室，“为摇旗呐喊”。

许多年后，左方对搜狐网自豪地讲起第一期的《南方周末》：他们胆用演员黄宗英下海经商的新闻当做头条——“表达对敢为天下先的赞颂”；第二条才是到珠海视察，去爬罗姑山——“表达对总设计师的敬重”。

那一年，年轻人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我们都下海吧！

02、左方向右

左方和陈兆川，造反派和老右派，就像同一条暗渠在不同的历史缝隙间喷涌。

许多年后，一位美国记者问了左方这样一个问题：“你的新闻经历有15年是在时期，有15年是在时期——我想知道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你的表现……”

左方的答案是：“在时代，我拥护文艺思想、批判‘文艺黑线’、宣传样板戏；在时代，我为摇旗呐喊，就是你熟悉的《南方周末》……”

美国人显然无法理解他在两个时代的“分裂”。左方却觉得美国人“不理解我们这一代人”。

“左方”，“老左”——这个名字似乎已经隐喻了这代人的命运。他本叫黄克骥，抗美援朝时，这个十五岁的家中独子不惜断绝母子关系弃学从军。他为自己改了新名字：左方。

他成了一个狂热的左翼青年，满脑子理想，又弃武从文进入《南方日报》。他在后来的“”中如鱼得水，成为呼风唤雨的造反派，甚至夺了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权。

创刊初期的左方

左方曾对《南方周末》的年轻人讲起他在航校学的某个夜晚——他望着满天星空，心潮澎湃，血液里是布尔什维克的雄心壮志。

以50岁为界，两个时代呈现了两个左方：一个是追随主义的小将；一个是倡导的自由报人。似乎每个形象，他都如此顺应时代——然而，这样的人生，该用理想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去定义？

1989年，南方日报社的第三个研究生徐列，被优先分配到《南方周末》。生于1963、学于80年代，他一度想不明白：为什么造反派左方成了报社的头头儿。

“我想‘’中的三种人可能都是投机取巧——那时候对人的判断完全一种政治解读。到后来，我才发现他们这代人身上有很强的一个倾向：如果57年他在，他就是一个右派；到了的时候，他就是个造反派；也许到了，他是一个派。”

在这一代人的命运中，左方的老同事陈兆川似乎是左方的另一面。因为在“鸣放”中向报社领导提了三条意见，1957年“反右”，陈兆川被扣上了“向放了三支毒箭”的帽子。在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他又成了红卫兵们的专政对象。

1984年，《南方周末》组成了筹备三人小组，陈兆川是其中之一——那些年，人们戏称造就《南方周末》的，是“一个造反派，两个老右派”。

只是那时候，陈兆川仍不常说话，走路轻轻的，仿佛内心仍然留存着恐惧。陈兆川后来告诉搜狐网：鸣放的年代，他们也是心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真的希望去改变世界。

徐列开始理解这些前辈：“造反派和右派，想想是两个概念是吧？实际上他们是一个概念，不要理解的造反派都是为了什么阴谋，为了夺权……你看看所谓造反派们，都是心中充满正义理想的，都是以为要跟着去干事的人……”

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徐列都将它们归结于“理想主义”——一个时代留给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痕迹。后来，他主持的杂志采访了金庸，标题就是《八十金庸：拒绝理想主义》。因为金庸同样认为：如果一个人把理想作为理想主义强加于人，就是专制主义。

几十年后，坐在广州的咖啡馆里，左方对于自己的描述似乎更加形象，他说：他和陈兆川——造反派和老右派，就像地下流淌的同一条暗渠，只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缝隙间喷涌而出。

左方年轻时有两个偶像：一个是保尔·柯察金，第二个是约翰·克里斯托弗。那也是两个自己，一个代表着他的，另一个代表着他的人性。

在动乱的年代，支配他行动的是保尔·柯察金，潜伏在他内心的是却约翰·克里斯托夫。那时候，他时常用保尔来批判心中另一个自己。直到资料室的6年，他心中的约翰·克里斯托夫终于回来了。

“这是时代所然，还是性格所然。我究竟是个成功者还是个失败者，要留给后人去评说。”

美国记者当然无法理解一个人的转变为何如此自然。几十年后，左方想起的却是，1984年广州火车站的人声鼎沸——“我听到了板块的断裂和撞击声。我觉得的现代化进程再也不需要和暴力，而是经济发展和对民众的启蒙。”

创办《南方周末》后，他请《文汇报》驻广州的记者来写在广州，写观念意识的变化。他支持编辑徐列去写“皮尔卡丹进广州”，写西方文明如何进入。

经历了起落的左方，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终于明白：他追随的神像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形象。好在，如今，斗争已经结束；好在，他战胜了自己。

保尔死了。

03、娱乐突围

“新闻事业要推进，第一步要走进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竞争本身就推动新闻的发展，扩新闻的自由度。”

在口述史的发布会上，左方曾给当下的新闻人三句寄语：保持理想不妥协；适应形势无需硬顶；绝不同流合污。这些话像极了1968年巴黎左翼学生印在胸前的那句：“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

在另一些老同事看来，经历过的左方，却更像个“现实主义”者。即使在那个变革的时代，他提出的口号也是“不举旗”。

相比后来，当年的《南方周末》也显得有些“现实”——报纸头条一度充斥着影星、歌星。在初兴的1980年代初，这是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文化产物。

那时候，陈兆川去济南采访电影百花奖，回到广州写了一篇《邂逅明星》。“左方把它放在一版头条。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今天的报纸多卖了几千份。”

在那一代的文人看来，娱乐却是另一种打破禁区的方式。在左方的记忆里，的标志并非经济特区的建立，而是70年代末的一个除夕夜。当时广东电视台和香港无线电视台合办了一场《欢乐今宵》，一批香港艺人出现在了内地的电视银幕上——“这不是一个文艺现象，而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并未能阻止流行文化在的土地上蔓延。历史的潮流始终是无法阻挡的，“白天老邓，晚上小邓”成了的标志。左方说：“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认为周末色彩就是娱乐性的。”

一些后来的媒体人也许觉得：左方时代的《南方周末》只不过是张文艺小报。但在左方和陈兆川看来，在刚刚的年代，他们正是在一步步突破旧时代的禁区。

这一代经历过“”的文人们，将“娱乐化”和“市场化”视为媒体的出路，也视为他们打破禁区的方式。《南方周末》创办的十年后，湖南台老台长魏文彬开始了他“娱乐湘军”时代的试验。他说：“我们应该把媒体作为一个产业来看……产业是商品，只有变成商品的时候，它才是市场经济。”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央视的。在最火红的年代，观众们发现，这台晚会不再担负说教的任务，陈佩斯的经典小品《吃面条》，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可以让人开怀笑。在文化领域，去意识形态化的所有尝试，在当时都意味着重的变革。

不过，在一贯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传媒业，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政治风险。

就像左方后来所说：“当时登了‘三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明星艺术家）是多了些，有人据此认为《南方周末》这个时期是一张没有社会价值的文化娱乐小报。其实当时在一版头条登‘三星’也需要胆识和勇气，因为当时报界将这种做法视为离经叛道。”

在的传媒史上，左方这一代文人打破了《真理报》模式，也实现了报纸从宣传属性恢复到商品属性，实现了编辑的官僚本位回归市场本位。当然，市场也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南方周末》迅速盈利。

左方说：“新闻自由不是想要就要得到的，但新闻事业要推进，我认为第一步要走进市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竞争本身就推动新闻的发展，扩新闻的自由度。”

04、一切为了生存

左方那一次很生气：“既能够说出我们要说的话，同时又能生存下去。”

对于后人给予左方时代的否定，当年的年轻人张向春坐在《南方周末》的办公室里，表达着他的不满：“如果有人说早期的《南方周末》是个低俗文化小报，责任应该算在我头上。”

在左方时代，他是头版的美术编辑——红唇、贯穿版面的设计，是他独步江湖的武器。

对于版面的改变，出于左方的另一种“妥协”。《南方周末》创刊半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场危机，广州街头突然出现了许多品味底下的庸俗小报。这些由几位广西作家编来赚钱的报纸，充斥着“宫廷秘闻”“秘史”之类的低俗故事。人们称他们：“百万山土匪下山”。

1985年，在广州邮报摊前围看小报的人们

当时的《南方周末》主编关振东生了气，他提出改版与他们竞争。老编辑陈兆川是第一个反对者：“我们办报纸连拿回家给孩子看都不敢，就不要办了！”内容不能与小报看齐，但版面设计却可以与小报一争高下。张向春记得，当时左方让他跑到地摊学小报板式，另辟蹊径。

左方当时曾说过这么一句：《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一半靠向春。那时候的报刊地摊，最好卖的报纸会被摊主挂在电线杆上。很长时间，《南方周末》都占据着电线杆的显著位置——圈里甚至流传着张向春如何一笔线条，就让发行上个十来万份的神话。

“一切为了生存。”左方曾在口述史中如此提及初办《南方周末》时的种种：

他们为了养活报纸，搞过装饰杂志，办过“音乐茶座”，为药厂登过连环画广告——甚至，左方还想过筹办选美。美编张向春说：那时候的《南方周末》才真的超前、真的叫多种经营。

面对市场竞争，面对生存压力，面对话语空间，左方身上常常会表现出他现实的一面——那是他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学会的“妥协”——即便如今，他也仍然反对年轻人的“激进”。他说：“不要去做烈士，做烈士最容易。”

《亚洲周刊》的记者曾在报道里描写过左方的一次愤怒。那是一次报纸出刊后的周会，年轻记者们对许多报道不能刊登非常愤慨。“他们非常激烈，说与其这样，那么不用怕报纸被砍头，反正就像割了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

“老左那一次很生气，他说，这个报纸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爱护这份报纸——既能够说出我们要说的话，同时又能生存下去。”

生存，一直是左方考虑的问题。《南方周末》创刊的第3年，彩票、洋快餐、哥……渗透在城市人的生活里，《南方周末》赖以为生的明星新闻不再是吸引读者的唯一话题。“现实”再一次摆在左方和编辑面前：未来，这份报纸该如何生存下去。

05、重启“启蒙”

已宣布绝笔的黄文俞给《南方周末》写一封信：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

在1980年代，很多人和很多事都有意无意造就了后来的《南方周末》。1987年秋的这一天，左方去见老社长黄文俞——一个在“”年代被左方们打倒的人。

《南方日报》老社长黄文俞

在动乱之前，黄文俞是广东的报坛泰斗，东江纵队的老战士，《羊城晚报》的创办者。那一次，黄文俞告诉左方，新闻就是要打破“苏联的《真理报》模式”，打破“根据红头文件办报”、打破“只对领导负责”、打破“假、、空”。

作为更早一代的知识分子，黄文俞讲起30年前他奉命创办《羊城晚报》的故事。当时广东委第一曾放下一句狠话：“如果办成《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

1957年，黄文俞找来解放前就办过报纸的“右派”邬为梓。这位老编辑偷偷拿出解放前和香港的报纸，提出要“新闻主攻、副刊主守”，要“敢碰新闻，敢抢新闻”。

30年后，黄文俞对左方说：“你左方不是去探索什么新路，你就是倒回到原来的新闻传统上面去，我办《羊城晚报》就是一次跟原有的新闻传统的秘密接轨。但是你现在可以公开接轨了。”

1980年代，更多的新思潮得以公开出现在知识界。在这个人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保守与争论不休，黄文俞给左方指明的方向却是一条“老路”：回到1930年代的新闻传统，回到五四运动的民主启蒙。

也正是80年代，李泽厚提出“五四”后的“救亡压倒启蒙”——他说，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传统的旧意识形态却改头换面悄悄渗入，最终造就了“”。而启蒙就是要回到“五四”之前。

标签：保尔·柯察金 南方周末 左方 改革开放 陈兆川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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