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全国共位刘文明：中国全球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山大

作者：刘文明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官方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从20世纪中叶起，历史学系谢湜教授所著《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获评思勉青年原创奖。吴承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古代诗文”研究，美国的威廉·麦克尼尔、马歇尔·霍奇森、列夫顿·斯塔夫里阿诺斯、菲利普·柯丁，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古代诗文评研究”“古代文体学”“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吴承学所著《古代文体学研究》于2010年入选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以及英国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人，2011年由出版社出版，倡导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先后获得第七届教育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15）、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2020）等奖项。吴承学：《古代文体学研究》，批评当时欧美历史编纂中的“欧洲中心论”及其中整体观和联系观的缺失，出版社2011年出版。评奖组委会认为，并以他们的研究和教学实践发展了一种“新世界史”，该书代表着当今文体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这种从整体观、互动观出发强调世界横向联系并力图避免“欧洲中心论”的“新世界史”，对古代文体研究中的关键性、难点问题，就是“全球史”。因此，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方法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全球史”首先作为一种世界通史编纂的理念和方法而出现，再现了古代文体学的发展轨迹，是“全球视野”和“全球方法”运用于世界通史编纂的史学实践。到20世纪90年代，兼具理论创新及方法创新。谢湜教授主要从事古代史研究，全球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得到发展，同时也首先在美国发展成为一个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和分支学科。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历史研究领域，主要关注跨、跨文化和跨地区的历史现象，将某些历史现象置于更广阔的情境中来理解，弥补了传统史研究中的不足。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全球史无论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还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分支领域，开始被许多的历史学者所接受，由此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史流。那么，全球史是如何引入的？取得了哪些初步成果？如何在发展全球史？本文试图对全球史在的兴起发展进行简要的学术史梳理，并由此提出一点思考。

一、“全球史”概念传入和作为研究领域的出现

全球史引入和在得到初步发展的过程，也是学者对全球史的认知和理解不断深入的过程。总的来说，学者最初理解的“全球史”只是一种以“全球史观”来编纂的世界通史，随后认识到它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再后，全球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专门领域和分支学科也逐渐被学者所接受。

史学界对“全球史”的接触和了解，始于译介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8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文版面世，译者把a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译为“全球的历史观”，并根据原文将其译解为“超越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同时，还将原文中的a global scale and in a global perspective译为“全球范围和视角”。1988年《全球通史》（第一版）也有了中文版，书中引言声称，该书“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或地区的历史”，“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这种编纂理念在其随后的阐述中，用了两个概念来表达：global approach和global overview，这在中文版里分别被译为“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探索的方法”和“全球性观点”。张广勇在为中译本写的导言中，从西方史学史的角度阐发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并且认为：“就书名而言，作者不直称《世界通史》，而改称《全球通史》，这跟当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具有密切关系。应该指出的是，‘全球史’是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术语，它最初又称‘总体史’或‘整体历史’，是指在一个作为整体的地区中，对一定时段的历史进行地理、社会、经济、思想、政治等方面内容的综合研究，以反映这一整体的历史总貌。从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著作来看，全球史有时与世界通史同义，或等同于从全球范围进行研究的历史。”

上述翻译和阐述，表明了学者最初对“全球的历史观”和“全球史”的理解，基本上把这种历史看作全球或整个世界的历史，尤其是从“全球性观点”来编纂的世界通史。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史学界并没有对西方的“全球史”展开广泛讨论。不过，一些学者也已开始强调世界通史编纂中的横向联系，最为典型的是1994年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到90年代末，史学界关于“全球史观”的讨论开始出现。显然，“全球史观”一词是对“全球的历史观”的简写，而且对其内涵的理解也主要来自巴勒克拉夫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因此，从“全球史观”这一概念在的出现来看，它既是外来的又是本土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定概念。其外来性主要表现在由英文翻译而来，其内涵主要来自universal view、global perspective、global approach、global overview等概念，要求用一种“全球的”视角、方法、观点来审视历史。其本土性则表现在它由英文语境中的“历史的全球观”演变成中文语境中的“全球的历史观”，并且因此而难以回译成英文，即使勉强翻译也有多个对应词汇，且难以表达中文“历史观”这层意思。这是“全球史观”这个概念在国外很少讨论却在曾一度开展热烈争鸣的重要原因。

2000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史学界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有主题，其中之一便是“透视全球史：概念与方法”，里面又包括两个分论题：（1）普遍史是否可能？（Is universal history possible?）；（2）几个世纪以来不同间的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continents over the centuries）。王宪明参会回国后对会议的介绍，当时并没有严格区分global history和universal history，而是将两者都译为“全球史”，因此他介绍的第一个分论题译为“全球史能否？”这一问题在当时也代表了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界许多学者的疑问。关于文化相遇的第二个分论题是由杰里·本特利作的主题报告，这种安排显然是服务于主题“透视全球史：概念与方法”，因为跨文化相遇正是本特利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这次的介绍，国内学者对全球史有了更多认识，可以说，这是学者在接触“全球史观”之后，开始进一步认识到全球史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领域。不过，21世纪的最初几年，史学界虽然对“全球史”开始有一些了解，关于“全球史观”的讨论也开展起来，但实证的全球史研究却屈指可数，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全球史尚未在发展起来。

首都师范学全球史学科的建立在推动的全球史实证研究兴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首都师范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组建了专门的全球史研究团队。2005年10月，该中心与美国世界历史协会联合主办“世界各国的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第一次把“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作为会议重要主题进行研讨，使学者对“全球史”有更多了解。2007年，首都师范学历史学院设立了全球史二级学科，招收全球史专业的研究生。2008年，主编创办了学术集刊《全球史评论》，专门刊发全球史论文，成为展示全球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这些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在出现的重要标志。

关于全球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实证研究，对美国学者唐纳德·怀特全球史研究的介绍，反映了全球史在兴起之初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了解。怀特的《世界与非洲的弹丸之地》代表了全球史研究的一种探索和取径，即把某一地区史置于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下来观察，由此探讨“小地方”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当这种研究取径的全球史著作在欧美发展起来，学者也开始了全球史的实证研究，并且随着成果逐年增加，全球史在国内学术界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2014年，北京外国语学了全球史研究院；2016年，山东学了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2019年，华东师范学在原有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的基础上了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这样，全球史作为一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在得到了初步发展。

二、关于全球史的理论探讨

全球史在兴起的最初十多年，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西学译介和理论探讨，实证研究不多。在著作译介方面，西方有影响的全球史著作，从最初的宏观通史，到后来的专题史和微观个案研究，多数都很快被翻译过来，这一方面有助于人了解西方全球史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者对全球史书写形式的认知以及对全球史不同主题的讨论。因此，学者对全球史理论的探讨，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关注点随之变化的过程，本文基本上以这一过程为线索简要分类综述。

（一）全球通史译介与“全球史观”讨论

西方全球史对读者影响最的是全球通史类著作，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皮特·N.斯特恩斯等人的《全球文明史》、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菲利普·费尔南徳兹-阿迈斯托的《世界：一历史》、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和《西方的兴起》，等等。史学界对于“全球史观”的讨论，也主要围绕着全球通史编纂而展开。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史是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发展的一种新思潮，在反对“欧洲中心论”和强调历史整体观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它审视历史的视角和方法可以丰富已有的“世界史”。但是，也有少数学者持质疑态度，把“全球史观”与西方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担心其充当全球化时代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关于“全球史观”的这种讨论，《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组织的几篇文章颇具代表性，反映了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出现这种情况，在很程度上与学者对“全球化”和“全球史观”的理解有关。指出，源自西方的“全球史观”在遇到了形形解读，其中有些解读可能是西方的全球史学者始料不及的。

当然，学者关于“全球史观”的讨论，是在探讨如何构建的世界史体系这背景下展开的。在讨论中，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什么是世界史”，并进一步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构建具有特色的世界史体系。2007年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研讨会”便是这种讨论的一个缩影。因此，从“全球史观”出发来构建具有特色的世界史体系，成为21世纪以来一些世界史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早期全球史学者提出的“全球史”概念，除了主要基于全球通史编纂的思考外，也受到欧洲传统“普遍史”观念的影响，这种“全球史”在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实证研究和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情况下，只是一个“应然”概念。因此，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作品对“全球史”的理解都带有世界主义想象的色彩。西方学者的学术实践尚且如此，相应而言，学者最初对“全球史观”和“全球史”概念的讨论，往往也多是抽象理论层面的宏话语。

（二）反思“欧洲中心论”与探索全球史方法

在全球史理论探讨中，与全球通史编纂相关的另一个热点话题是如何避免“欧洲中心论”，而且这一讨论因一些专题性全球史著作翻译过来而得到推动。例如，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J.M.布劳特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等等。这些著作力图打破“欧洲中心论”，从东西方的关系中来理解西方的兴起。全球史学者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中心论”，但全球史著作能在多程度上实现这一目标？学者如何写出避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董欣洁认为，尽管全球史为世界史提供了一种新视野，但通史类全球史著作往往在彰显其作者深远历史视野的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欧洲中心论”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西方学术界很难克服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任东波提出，批判“欧洲中心论”是创建“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有助于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马克垚认为，世界史著述都面临如何克服“欧洲中心论”的问题，尽管许多学者致力于建立新的世界史，但仍未获得显著成绩。非西方和地区的史学是学西方史学后建立的，缺乏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理论，因此现在的世界史只是一种准世界史。

无论全球史学者能在多程度上避免和克服“欧洲中心论”，最重要的是要有全球史自身的研究方法，因此一些学者从整体上进行了探讨。例如，在《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新兴全球史的学术特点及其研究取向。夏继果提出，全球史研究具有关注人类共同命运这一价值取向，重视不同文明间协商合作、求同存异、互利互惠的交往方式，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揭示这些“规模的互动”。随后他将全球史研究方法概括为互动、比较和建构三个方面。刘文明的《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对全球史理论和方法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并提出从文明的主体间性出发来研究文明互动。施诚评介了全球史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有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具有特色的全球史理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讨论。

（三）对跨文化互动和跨国史等内容的理论探讨

跨文化互动理论在学者的全球史探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杰里·本特利认为，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互动包括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扩张和殖民、移民与离散社群等不同的主题。2006—2011年，本特利被首都师范学全球史研究中心聘请为客座教授，由此他倡导的跨文化互动理论也为首都师范学全球史专业师生和分国内学者所熟知。提出，互动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互动在于相遇、联结、交流、交往、相互影响，而不是一方主导、引导甚至塑造对方和整个世界；互动理念可成为匡正既往“西方中心论”的利器，同时为书写新的全球史提供了多种思路。由此他归纳了全球史研究中的十种互动模式。刘文明认为跨文化互动理论使全球史从宏叙事发展成为以原始资料为基础的跨文化互动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关于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刘文明提出了“主体性文明”的概念，认为要写好一以文明互动为主线的多元文明史，首先应将“文明”看作一种行为主体，强调文明互动的主体间性。董欣洁对西方全球史研究中的跨文化互动理论进行了回顾和分析阐述。徐善伟对西方全球通史编纂中的跨文化互动及其运用进行了反思。王晓辉考察了“跨文化互动”作为研究主题在历史书写中的运用和发展趋势。

如果说“全球史观”和反“欧洲中心论”是全球史研究中原则上需要遵循的宏话语，那么“跨文化互动”则是一种可运用于具体问题研究的中层理论。这种研究理论从宏观到中观层面的变化，把全球史研究从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栖身月球的观察”降到了本特利倡导的“人际互动”，使全球史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研究领域和一种思考历史问题的新视角，这对于推进的全球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跨国史作为全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相关理论和方法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王立新介绍和探讨了跨国史的兴起、主题及其史学意义。刘文明认为，跨国史是历史学“全球转向”背景下，全球史方法运用于近现代研究的结果，并介绍和阐述了跨国史的理论、方法和相关实证研究。随着入江昭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和托马斯·本德的《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等著作译为中文，国内学者对跨国史也有更多了解，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例如，孙琇从美国史学史角度考察了美国史研究中的“跨国转向”，邢科则考察了跨国史视角下的史书写。

全球史是历史学“全球转向”背景下的多元史学实践，因此学者的相关理论探讨除了上述方面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全球史流派的思想。例如，董欣洁对巴勒克拉夫全球史思想的研究，刘文明对物种交流史、“新全球史”和“新帝国史”等相关理论的考察，孙岳关于“历史”的思考，夏继果对“新海洋史”的探讨，等等。

（四）探讨全球史理论运用于史研究

国内首先讨论和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世界史学科，这是国内世界史与史学科体制影响的结果。但是，史学者很快便意识到，全球史作为一种新兴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对于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意义。一些史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王永平认为，在史研究中如何引进和运用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他主张从互动和网络视角来重新思考中外交流史中的一些问题，如古代的丝绸之路、佛教东传、“胡化”等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将全球史观应用和贯穿到史研究当中，那将为我们的研究范式带来重改观。”他的《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与世界》一书，便是将全球史方法运用于汉唐中外交流史的尝试。江湄认为，全球史不仅为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领域、课题、思路、材料，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层面对史研究的影响和思想启发，即重新将“史”置于“世界史”之中，以形成新的符合时代需求的“史”和“”论述。她从全球史的视角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以边疆为中心重新考察“”的历史形成；二是与“前现代世界体系”：怎样才算真正地“开眼看世界”？三是与“东亚海域世界”；四是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重新考察历史的动力和动态。胡成认为“对眼下如何推进我们自己的‘跨国史’、‘全球史’的讨论，就不应只是停留在对国外的介绍（尤其是美国），而是应当思考如何立足本土，走向世界，在近百年新史学的学术发展脉络中找到继承和创新的源头，从而发展出具有某些特质和品性的‘跨国史’、‘全球史’的相关研究。”

如何从全球史视角来理解和研究明清史，是学者讨论的一个重点。这种讨论从学术史来看，或许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加州学派”提出的“分流”讨论有关。李伯重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之一，主要基于明清江南经济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理论思考。他在《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经济史研究新探》一书中，在反思英国模式和考察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状况及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英国模式不适用于明清江南，同时赞同王国斌的时空双向交叉比较方法，主张在研究中以和西方互为标准进行双向比较，由此避免明清经济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万明对明史的研究，多次强调“应把视角摆在当时世界融为一体的总过程中，以世界为着眼点”，“应当有一个世界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研究实践。邹振环认为，明清江南史是沟通、整合史和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实例，因此他从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的东亚海域交流史、世界经济贸易环流中的明清江南、明清江南与中外互动、江南文化中的世界元素、中欧比较视野下的明清江南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义。董少新认为，发生于17世纪的明清鼎革是历史上的重政治事件，以往学界的研究多囿于史的范围，于是他从全球史的史料问题入手，通过介绍一批有关明清鼎革的西文文献来揭示该事件的全球性特征，由此提出以全球史视角来研究明清鼎革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通过上述学术史回顾，可以看到，学者对全球史的理论探讨经历了一个从宏观理念到研究方法的深化过程，从最初讨论编纂世界通史的“全球史观”，发展到探讨全球史实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包括跨文化互动、跨国史、物种交流和疾病传播、新海洋史、新帝国史等方面，并且在史学者的参与下，同时探索在史研究中如何运用并发展全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三、全球史实证研究的初步发展

历史学不同领域的学者纷纷借鉴和采用全球史方法，由此促进了全球史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基于原始资料的全球视角的个案研究迅速兴起，全球史研究迈入了一个多样化、微观化和实证化的发展阶段。“全球史”在也出现了从“应然”向“实然”的转变，从最初一种理论维度上概念化的“全球史”或教学指向的全球通史编纂，发展到一种对跨、跨文化和跨地区历史现象的实证研究。笔者从全球史论文、著作和科研立项三个方面加以评述。

在全球史论文方面，近年来国内许多学术刊物都有相关论文发表，其中《全球史评论》作为专门刊登全球史论文的学术集刊，每一辑基本上按照专题组织论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球史的研究状况。笔者以《全球史评论》第1至18辑刊载的论文（教学文章、书评和学术信息除外）为例简要分析（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全球史评论》刊载的论文数量及比例呈现出两个变化趋势。一是海外作者的论文（译文）占比呈下降趋势，国内学者的原创性论文比例在增加。二是理论探讨和评论文章呈下降趋势，而实证研究论文的比例在增加。这种趋势表明，国内的全球史研究在朝着原创性的实证和个案研究方向发展。而且，学复印报刊资料学术系列期刊对《全球史评论》论文的转载，以及其中一些论文在国内学术界的良好反响，也反映了国内全球史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全球史作为一个新兴史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在国内的全球史实证研究中，以物品流动和他者想象为主题的研究相对较多，比如世界历史上的远距离贸易、商品流通、文化传播、流散社群、疾病传播、西方的形象等。互动视角下历史事件的关联性研究则相对较少，但也有一些尝试，例如，李伯重从全球性的“17世纪危机”来理解明朝灭亡，刘文明从1918年流感全球性传播产生的“多米诺效应”来理解尼日利亚何以成为木薯生产国，薛冰清从18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英国威尔克斯事件与北美独立运动之间的关联来重新审视美国的起源和性质，孟凡从跨西洋政治文化互动的视角来重新审视1794年美英《杰伊条约》。这些都是从跨、跨区域的联系中重新审视和理解某些历史事件。另外，万明对郑和下西洋和晚明白银货币化的研究，从全球史视角阐述了明朝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她认为，郑和下西洋促发了一个印度洋国际体系，而晚明白银货币化使亚洲、美洲和欧洲构成了一个白银流通的世界；明朝不是过去普遍认为的在西方冲击下被动地与世界接触，而是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并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构建，对整体世界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

相对于论文成果来说，国内的全球史研究专著要少得多。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1997年）和《美国对华政策与主义运动（1904—1928）》（2000年），结合历史发展的外在因素，对近代的一些问题从世界史角度做了考察。仲伟民的《茶叶与：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2010年）通过19世纪茶叶和贸易的比较研究，探讨了在19世纪全球化危机中的处境，以及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艰难。2013年钱乘旦主编的“全球史与澳门”丛书，包括徐健的《“往东方去”：16—18世纪德意志与东方贸易》，臧小华的《陆海交接处：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澳门》，许平、陆意等人的《澳门纪事：18、19世纪三个法国人的观察》，周湘、李爱丽等人的《蠔镜映西湖：屏蔽与缓冲中的清代澳门中西交流》，黎晓平、汪清阳的《望洋法雨：全球化与澳门民商法的变迁》等，将澳门史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来审视。胡成的《医疗、卫生与世界之（1820—1937）》（2013年），将近代的医疗、卫生等问题置于跨国史的视野下考察。2015年，主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丛书”出版，从全球史视角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外文明互动问题。

李伯重从中西比较视角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具有国际影响，被归入“加州学派”的代表之一。他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2000年）一书，通过将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情况与“英国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了明清江南工业发展可能的前景。《的早期近代经济》则比较了1823—1829年华亭—娄县地区与19世纪10年代荷兰的GDP，提出19世纪初期的江南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以工商业为主的“近代经济”。他的《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与东亚世界》“是一本体现国际学术新潮流、面向社会众的全球史研究著作”，从世界贸易、军事、宗教扩张、国际关系等几个维度考察了处于世界历史变中的晚明。

许多全球史研究成果的取得，在很程度上也与相关科研立项资助有关。近年来全球史研究领域的教育或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主要有：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刘文明的“全球史视野中的传染病：以1918年流感为个案的研究”和“中日甲午战争的英美报刊舆论研究”，董欣洁的“西方全球史学研究”，梁占军的“国外历史教材中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叙述”，夏继果的“7—15世纪地中海史研究”，王永平的“全球史视野下汉唐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动中的殊方异俗外来风研究”，田汝英的“海上丝绸之路西段香料贸易及其对西欧社会影响研究（7—18世纪）”，莫玉梅的“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与跨生态交流研究（6—15世纪）”，孔源的“全球史视域下17世纪中俄两国早期交往的跨族群、跨、跨文化特征研究”，杨捷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夏威夷外来人口研究”，李庆的“16—17世纪的东亚海域与早期全球化研究”，陈玉芳的“《耶稣会士在亚洲》档案文献与16至18世纪中欧交流史研究”，张小敏的“北太平洋航路及其构建的历史空间研究（18世纪末—19世纪末）”，昝涛的“全球史视野下的土耳其与变革研究”，刘晓莉的“全球史视域下联合国创建问题研究”，岳秀坤的“历史学‘全球转向’的史学史研究”，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基金项目有力促进了国内的全球史研究。

结 语

全球史作为一个新兴的历史学分支领域，关注以往传统史学中忽视的跨、跨文化、跨地区的历史现象，研究主题包括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国际移民与流散社群、跨文化贸易、物种交流与生态变迁、帝国扩张与殖民、不同区域的历史比较等，并通过这些研究来揭示全球视野中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探寻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变迁及其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关系。因此，全球史将某些历史现象置于广阔情境中来理解，是对以往史的有益补充，这一点得到了国内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

然而，在发展全球史，面临着与世界多数不同的学科环境。从现有学科体制来说，“世界史”学科的确立比欧美要早，早在20世纪中叶就建立起来了，而欧美的“世界史”学科则是20世纪90年代初“新世界史”（全球史）兴起的产物。这样，欧美的“世界史”学科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全球史，而当这种“全球史”引入时，却在面临一个已有自身传统的“世界史”。因此与欧美相比，一方面，早已存在的“世界史”学科中良好的世界通史教学传统，成为全球史在兴起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的“世界史”作为研究领域目前似乎仍以国别史研究为主，这种“世界史”在研究理念、方法及主题上都完全不同于新兴的全球史。中文语境中“世界史”与“全球史”两个概念在字面上为同义词或近义词，内涵却有所不同。因此，在“全球史”传入之初，有学者认为，“‘全球史’这个概念很不科学，它作为一种方应当称为‘全球史学’或‘全球史观’；否则，‘全球史’与‘世界史’这两个词从汉语角度来看实在是没有多差别。”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史”这个概念进入时遇到的窘境——“世界史”早已存在，“全球史”似无必要。当然，随着全球史在无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都得到发展，这种疑问和误解慢慢消失了，但仍然存在对“全球史”的不同理解。

例如，一些学者对“全球史”的理解存在一种简单化倾向，认为全球史就是研究历史上的联系或流动，并以论证这种联系或流动作为研究目标。这种研究论文在目前的全球史研究成果中并不少见。实际上，联系和流动只是全球史研究者思考问题的视角或维度，通过考察历史上某些联系或流动现象，目的在于探讨这种联系和流动背后的机制，以及它给历史进程带来的影响。因此，全球史所说的“互动”，不是要研究“互动”本身，而是以“互动”为视角和方法来思考历史。例如，当我们研究一个概念的传播，在考察其传播过程和路径时，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范围空间中传播的跨文化性，分析由此造成其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对这一概念及其影响的全球性理解。

正是由于对全球史的简单化理解，一些非全球史研究成果也被标榜为“全球史”。例如，有的研究在解释地方性历史现象时并没有体现出对外在因素的关联性分析，但也冠名为“全球视野下的研究”；而有些研究虽有“全球视野”，但在分析中将缺乏史料证明且逻辑关系不紧密的范围内同时代历史现象凭想象联系起来，夸了历史的关联性。这种研究不只存在于，欧美史学界也有所谓的“伪全球史”（Fake Global History）。著名历史学家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就曾与两位学者合写过一篇书评《如何书写伪全球史》，批评那种以“全球史”之名所做的不严谨的历史研究，其中包括耶鲁学韩森（Valerie Hansen）的著作《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

在全球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关系到我们要书写和发展一种怎样的全球史。此处略加探讨。

首先，如何处理好世界视角与视角的关系，也就是具有国民身份的历史学者如何书写全球史的问题。全球史自其产生就处于世界主义与主义的张力之中。这一张力来自于全球史书写应该具有怎样的目标。具有世界主义或理想主义色彩的学者认为，全球史应该是从“世界公民”视角、在摆脱传统立场和反对各种中心论叙事的情况下书写的一种各地各都能接受的历史。从历史学界来看，这种学者主要来自欧美社会中早期的“全球史”学者，他们基于以往欧洲“普遍史”观念，提出“全球史”应该是什么，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全球史应该是站在月球上观察地球而形成的叙事，倡导书写一种“世界公民”视角的历史。然而，许多全球史学者承认自身仍生活于和具有国民身份这一现实，认为在此条件下的任何一种历史书写都具有主观的位置性，即历史书写具有自己的视角和出发点。他们意识到，在仍然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生活组织形态的情况下，历史学不可能实现去化，生活于之中的历史学者不可能不打上的烙印。因此，他们在书写全球史时，并不太关注世界主义“理想”，而是倾心于探讨实际的历史“问题”，全球史的微观化和实证化研究也由此发展起来。

近三十年来全球史的发展表明，随着全球史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或分支学科，宏观视野与微观个案相结合日益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主流。多数学者逐渐放弃了早先的世界主义理念，并与传统的史达成新的共识，使全球史书写中世界视角与视角的矛盾在很程度上得到消解。《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棉花帝国：一资本主义全球史》《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等著作，就受到了历史学者的较多关注或好评。不过，国内仍有少数学者从哲学视角来理解全球史，将全球史视为“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世界同主义’的产物，其教育目的是培养‘世界公民’意识”，这似乎是要把在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实证化全球史拉回到最初那种具有想象色彩的抽象概念之中。笔者相信，在发展起来的全球史，应该是也必然是一种立足、放眼世界的历史研究。

其次，如何处理好外来与本土的关系，也就是如何构建具有特色的全球史理论。全球史作为一种史学思潮兴起于欧美，因此不可否认，的全球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借鉴了欧美学术成果。然而，学者在探索全球史理论的过程中也认识到，不能对西方的全球史理论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是要从出发书写具有特色的全球史。早在2006年，于沛就提出，任何一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历史，也包括对其他及全球史的认知，因此每个和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董欣洁认为，应将的全球史与西方的全球史区别开来，的全球史包括从史学理论角度界定的概念和方法以及各种专题研究，成为世界历史学自身学科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的全球史应在参照西方全球史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与方法的总结，分析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思路，以推动全球史的进一步发展。明确提出要“构建具有特色的全球史”。他提出当代的世界史学者应具有使命感，因为全球史的创新有待学者实现，编纂世界通史的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全球史发展规律”有待学者深入探寻，“全球性的全球史”有待学者构建。张旭鹏提出，“全球史与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笔者认为，这些探讨无疑将有力推动全球史理论的发展，再加上史学者将全球史理论与历史相结合，共同探索具有特色的全球史研究，学者在国际全球史学界中的话语权必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作者刘文明，系首都师范学历史学院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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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列夫顿·斯塔夫里阿诺斯 刘文明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世界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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