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哲学大音与里​耳​一一通俗的《庄子口义》从人间

竹溪同窗林经德对《庄子口义》何以名为“口义”解释道:“此书以《口义》名者，更是能从中获得一种享受平淡生活的满足感。汪曾祺 著《人间自在》虽然我并不确定，谓其不为文，但我觉得自己第一次读到汪曾祺的文字，杂但俗而直述之也。”所谓“不为文”者，应该是学生时期在《读者》杂志中。毕竟我曾是《读者》的忠实粉丝，谓《口义》以口语体注释，曾在邮常年订购这本期刊。后来是因为发现报亭发售的日期比订购送到家要早一两天，不用古文家句法;所谓“杂但俗”者，我就改每期都在报亭现买。如今很多我喜欢的作家，谓《口义》在注释中不仅泛引经史子集，最初我都是通过《读者》接触、了解他们的。因此，亦颇涉及但语;所谓“直述之”者，在看到《人间自在》腰封侧面下方读者出版社的绿色时，为《口义》并不“妙演奇致，我自然对它产生了一种熟悉的亲切感。其实，畅玄风”(《总目·卷四十六·子五十六》评郭象《庄子注》语)，这本书也并不是我拥有的第一本汪曾祺的作品了。关于汪曾祺，而专务解释串讲，我此前对他的印象是：一位心态好、博学、有情趣的文人美食家。他一生的经历挺坎坷的，通俗明畅，即引经据典，也多为人耳熟能详者。但这种解释，只说明了“口义”这种注书体式的面貌，而并不是它的性质，即只说明了“怎么样”的问题，而并未说明“是什么”的问题。

口义的定义

“口义”二字，原指唐代科举中，令考生口头解释经义的考试方法，与书面解释经义的“墨义”相对。《旧唐书》载“壬申，礼举人，罢试口义，试墨义十条”。所谓“口”者，口头相对于诉诸笔墨，除要求考生思致更为敏捷，口语组织能力更强之外，其最重要的特点即不似书面创作，可以字斟句酌，词句较为凝练，而以白话为语体，较为通俗易懂。《总目》以清刘怀志《尚书口义》为“衍以通俗之文以便童蒙”(卷十四·经十四)，以元董鼎《孝经义》为“全为口义之体。

虽遣词未免稍冗，而发挥明畅，颇能反覆以尽其意，放初学亦不为无益也”(卷三十二·经三十二)，是其证。所谓“义”者，以解释词语，串讲章句的工具性目的为主，而较少涉及义理生发，故《总目》以赵南星《学庸正说》为“每节衍为口义，逐句阐发”(卷三十六·经三十六)，又谓明刘驯《中庸说》为“乃讲授口义，无所发明”(卷七十五，集二十八)，可见一斑。在以上所举数例中可以看出，《总目》所认定的“口义”的特点，与林经德所言是相似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宋初胡安定作《周易口义》，《总目》引王得臣《崖史》曰:“安定胡翼之，皇枯、至和间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

时千徐士日讲《易》，是书殆即是时所说。”又引朱彝尊《经义考》谓其成书过程乃“缓讲授之徐，欲著述而未逮，其门人倪天隐述之”(卷二·经二)，这里似乎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即所谓“口义”者，至少在安定这里，并非有意的创作，而是门人对其讲学内容的记录，其实也即可以看作是讲稿的一种。

两宋乃文教兴之一代，自宋初三先生胡安定，孙泰山，石祖徕振起士风以来，师道尊严始终得到重视。教书育人者，开启茅塞，烛照心灵，不仅是帮助诸生应对场屋举子之务的应试训练，更是要使“圣贤之微旨，教化之本，人伦之纪律，王道之根源”深入人心，以“先觉觉后觉”的神圣的使命感。有宋一代，不仅尊师重道，而且学派蜂起，广开教席。就以理学而论，北宋五子时门庭尚较为闻寂，至南渡后陆朱继起时，已蔚为观。

史载陆象山“至行在，士争从之游。言论感发，闻而兴起者甚众”，“还乡，学者辐犊，每开讲席，户外履满，曹老扶杖观听”，其盛况不难存想。然授课不同于著书，著书时可上法六经，下‑‑韩柳，以玄奥雅正之思，作温粹宏博之文，然授课以至于“曹老扶杖观听”，虽必不可以流俗撼动道统学统，亦不可以话屈葺牙之古文，而应出之以通俗易懂之口语，方可深入人心。六经诸子之文，皆以时语作成，然宋时去古已远，宋人视之即为古语，与时下人说话，还是有非常明显区别之别的。

《朱子语类》中所载朱子之言，亦可谓之“杂但俗”，若与《四书章句集注》对读，则雅俗文白，如径渭清浊，历历可判。则以口语为经义者，无论成书与否，其源虽可上至唐代之科举，而此时则早为诸学派开门收徒所必为之举。

《庄子》中被提及

由于只在《庄子》中被提到，虽冠于《庄子》之前，也可看作《庄子》的代称。洪迈此处，是将《庄子》放在小说发展史中进行考察，虽未明言为“千万世小说之祖”，然而认定其为源头的观点已不言自明。他同时也提到这些小说作品“不能无寓言”，实际上也是明确了寓言手法与小说的虚构并无二致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鸟有先生”提法的相同，与竹溪曾在注文里数处引洪迈以《列子》胜于《庄子》的论点，似乎可以推测竹溪至少曾阅读过其著作，并受到了些须影响。当竹溪在某种程度上以阅读小说的心态观照庄子时，《口义》的注释中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小说评点式的注释话语。这种评点首先表现在对于虚构手法的体认，除了前文所提到的“鸟有亡是公”之说，再如《至乐》篇“庄子之楚，见空镯骸”一段后评论为:“此段只说死生之理而撰出镯骸一段说也，是奇特，读者当知其意，莫把作实话看，便错了”是对寓言手法的认识，所谓“其意”者，便是作者借寓言以论理的议论技巧，以及符合生活真实的评价。

除此之外，尚有数处涉及小说人物艺术技巧的评点，如《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畸……《秋水》:公孙龙问于魏牟曰……子独不闻夫坎井之蛙乎?谓东海之鳖曰……《天地》:封人去之。

尧随之，曰:“请问。”封人曰:退已。前三例就《庄子》寓言中的形象塑造而发。在第一例中，手之所触”等四句，是如摄影师般把庖丁的一个动作瞬间凝固在笔下，通过对“手”、“肩”、“足”、“膝”的描绘，以静写动，生动地使解牛者庖丁游刃有余的工作姿态展现于纸上。

在第二例中，“抚牌雀跃”，“不辍而对”，“仰而视”，为生动的连续动作描写，“游”、“吁”为凝练传神的语言描写，寥寥几句，将一个“孰肯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天真无邪，却又傲岸不群的有道者形像刻画得风神俱备，如在目前。第三例则是对《庄子》人物形象刻画的总论，“胸中有许多劣相”者，正是对于庄子频频于文中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这里也包含人化的动物与怪物)形象这一高妙的小说艺术手法的称赏。

第四例情况则较为复杂，值得注意的是竹溪将《庄子》封人见尧，与《论语·微子》中孔子与楚狂接舆、荷藤丈人两位隐士相见的情况并列，并认为“皆此机关”，则无疑是认为《论语》中这两段并非实录，也是寓言创作。

所谓“机关”，既指对言而不尽，飘然遁去的隐者形象的塑造，也指以这样一种欲再与语而不得的情境作为寓言之终结的常用手法终结者说惯常的情节模式，已经是在较为宏观的层面上观照《庄子》中的小说质素。

上述几例，若与第一小说评点著作一一晚于竹溪数十年的刘辰翁所作的《世说新语评》对照，是可以看到评点话语的相似性的。按刘辰翁亦曾评点庄子，作《庄子南华真经点校》并以竹溪《口义》为蓝本，因此从这种评点话语的相似性，亦可胆推论其多少为竹溪所影响，则虽此类评点在《口义》中不过寥寥几处，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结语

《庄子·天地》曰:“声不入于里耳”，“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从原文的语气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现状是相当痛恨，却又无能为力的。在思想文化昌盛，印刷工业发达，且城市发展繁荣，市民阶层兴起的宋代，“众人”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也有了欲闻“高言”的要求。

以私学讲稿的面目，对《庄子》进行通俗地评点，和某种程度上对《庄子》中的通俗文学质素进行评点，既说明竹溪受了通俗文化的影响，也表现他响应这种要求的努力。尽管就义理阐释上的瑕疵而论，原作者未必会将竹溪引为知音，然而对于这种试图将“声”传入“里耳”的努力，却抵是当予首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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